本报记者孟庆普报道
面对职业病诊断的困境，农民工维权之路显得尤为艰难。申请职业病诊断必须依赖企业提供证明，这往往会使企业面临更多的经济赔偿和的严厉处罚。一些企业会采取各种方式规避责任，甚至设置障碍阻挠病人取证。从河南的“开胸验肺”事件，到深圳的百余人困境，职业病诊断问题已成为农民工维权的一大难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所所长李涛指出，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卫生部根据相关法律专门出台规定。即使企业不提供必要的诊断材料，只要凭借农民工的自述或工友证明，也能进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这一举措为农民工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他也提醒农民工要注意保存打工证据，如工资条、胸卡、出入证等，这些可能在未来的维权过程中成为关键证据。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的副院长丘创逸表示，无论在哪里得了职业病、与哪家企业有关，病人得到诊断和治疗是首要任务。他强调，目前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无劳动合同、无体检证明等问题，导致职业史和职业接触史难以确认。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管理思路未能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
丘创逸认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契约经济。一些用人单位不遵守劳动法规定，不签劳动合同，导致受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无法提供必要的诊断资料。对于这种情况，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加大调查力度，尽快摸清农民工职业病的危害情况，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
在此基础上，应建立职业病监测哨点网络，动态掌握职业病发病实际情况。在中央层面，应建立省际职业病防治工作协作机制，对跨地区职业病危害事件依法维权，避免企业推诿和拒付医疗费等现象。还应倡导建立职业病防治救济基金，救助因职业病致贫的农民工、特困和破产企业患职业病职工等。
丘创逸提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基金解决职业病人治疗和后续问题已较为普遍。基金由主导建立，由权威技术机构综合考虑企业的职业危害状况、严重程度等因素，定期评估企业的支付额度。这样，一旦有职业病患者出现，不再追查其具体的工作单位，而是由基金负担治疗费用。这种制度也能激励企业改善职业卫生状况，减少职业病患者的产生。他甚至提到香港特区正在考虑提高职业病患者待遇，降低企业支付额度。这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以为主导的职业病防治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