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于一九八五年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际，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停滞、政治体制僵化以及社会矛盾加剧的苏联。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戈尔巴乔夫肩负重任，提出以改革和“新思维”为核心的重建计划。这一计划不仅在经济上进行了调整，同时也触及了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核心。
在经济改革的初期，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加速战略，尤其是发展重工业来刺激生产，然而并未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禁酒令的推行虽然旨在减少酗酒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但由于政策过于极端化，导致黑市泛滥和财政收入的锐减。随着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开始尝试引入市场和私有化的元素，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和执行力，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和通货膨胀的加剧。
在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倡导政治透明化和民主化，允许媒体自由批评。这一尝试却逐渐演变为对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否定，削弱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多党制的推行和权力的分散导致党内分裂和反对派的崛起。放任地方民族主义势力的膨胀和对加盟共和国独立倾向的忽视加速了国家的分裂。
在外交政策上，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外交主张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希望通过单方面裁军和撤军换取西方经济援助。由于国内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并未得到解决，这种外交策略也未能达到其预期效果。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未能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崩溃。政治上的失控和苏共权威的丧失使得叶利钦等反对派得以借机夺权。最终，在八一九事件后苏联正式解体。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和平和打破了斯大林模式的僵化体制，但由于其改革脱离了苏联的实际国情，盲目效仿西方模式而导致失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想未能如愿实现，最终成为葬送苏联的推手之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事件，既有积极的贡献也有消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