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的上海，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在2023年4月上演。一名出生于1999年的年轻女子刘某某，在一家电子厂工作期间，疑似因过度劳累在宿舍中心脏病发猝死。这位年仅24岁的生命，就这样在繁重的工作负担下黯然消逝。
家属透露，刘某某每日的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甚至有时超过12小时。夜班劳动强度巨大，几乎没有休息日。她在生前曾多次向家人抱怨“加班时间长、身体吃不消”，但为了家庭，她仍然坚持工作。
关键细节背后隐藏着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用工单位将她视为“劳务派遣临时工”，试图规避责任。而劳务中介则冷漠地只愿意提供人道主义赔偿，强调需要家属提供尸检报告才能与保险公司协商。这起悲剧不仅让家属陷入了维权的困境，也揭示了劳务派遣制度下的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漏洞。
在制度与舆论的反思中，我们不难发现，用工单位通过劳务派遣规避用工风险，导致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刘某某的案例暴露出“招人不用人，用人不招人”模式下劳动者维权难的现实。劳动保护的实际执行缺失也让《劳动法》规定的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成为了一纸空文。工厂以“按小时计费、多劳多得”为由，变相鼓励超时劳动，让劳动者在生存与工作之间陷入困境。
这起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过劳死”及年轻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广泛讨论。社会舆论的关注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劳动监察机制的不足和企业责任追究的必要性。
截至2023年4月，家属仍在通过法律途径争取赔偿。中介与用工单位拒绝提供完整的加班记录，并且拒绝提高赔偿金额。这起事件不仅凸显了劳务派遣制度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漏洞，也让人们看到了维权成本的高昂和过程的艰辛。
这起悲剧让我们深感痛心，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完善劳动监察机制，追究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们要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