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对于美好情感的表达与寄托，文人们有着别样的方式。他们口中的“舍不得”，那即是“文人不舍美人儿”。
追溯至《全唐诗》，其中竟有逾两千首与这主题息息相关。那些才华横溢的大文豪们，似乎与青楼女子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在酒酣之际，于那青楼女子的胸脯上铺纸挥毫，甚至直接将情诗留于青楼女子的玉腿上。那些诗歌因为青楼的氛围与女子的柔情而更显摇曳生姿。
让我们回溯至汉魏时期，那时青楼象征着富贵人家的豪华居所，是许多人向往的象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青楼逐渐演变成官方经营的妓院，成为文人墨客寻觅灵感与浪漫的地方。李白、杜牧等文学巨匠的诗歌中，常有青楼的影子，如李白的《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中的“对舞青楼妓，双鬓白玉童”。青楼，成了唐诗中不可或缺的词汇，承载着丰富的情感与故事。
提及杜牧，便不得不说起他与扬州青楼女子的风流韵事。他的足迹踏遍扬州的青楼妓院，那些美好时光化为优美的诗词，流传至今。而在他的诗歌中，我们总能感受到那份对青楼女子的深情厚意。
晚唐以后，文人们的表达方式更为大胆和直接。在胸脯上铺纸写诗已属平常，更有诗人直接将诗留在青楼女子的大腿上。如唐代文人孙棨在《北里志》中记载的某次经历，便体现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到了宋代，文人们更是将青楼妓院当作书房，胸脯当作案几，将翻云覆雨视为灵感的源泉。可以说达到了名副其实的纸醉金迷之境。就连皇帝和宰相都无法抵挡这其中的诱惑，跑到妓院寻求欢乐。文人们更是攀比和卖弄自己的青楼经历，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悦和激动之情。
那么为何文人们多写青楼女子而非女子呢？因为古代社会男女接触的机会极为稀少，艳遇更像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许多女子从小便生活在绣楼上，婚前几乎无法出门。她们长年从事针线活计，除了自己的父亲外，几乎无法接触到像样的男子。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她们，又怎能理解浪漫呢？即便她们冲破世俗束缚，想要体验浪漫，也不知从何开始。这样的女子婚后生活单调乏味，让有艺术气质的文人难以接受。跳出婚姻的枷锁，到社会上去寻找那份令人渴望的温馨与浪漫，成为了文人阶层的一种共识，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许多怀才不遇、情感难以抒发的读书人更是希望通过寻找青楼女子来寻求心灵的寄托。在这样的背景下，“舍不得”的古代用语便是“文人不舍美人儿”，这一说法恰如其分地描绘了文人与青楼女子之间那份深深的情感纠葛。在古老的时代，传统妻子或小妾往往被赋予的是家庭与生活的琐碎事务，而非文化和艺术的追求。青楼妓馆中的女子却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她们具备了独特的艺术气质和审美能力。这种隐性的文化需求，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文化艺术产业，也塑造了这些女子的独特素质与形象。
《兰花图轴》中的董小宛，便是这样的女子之一。她不仅是令人惊艳的美人，更是经过精心培养，具备绝代容貌与旷世才艺的头牌女子。想要成为万人仰慕的对象，仅仅拥有美貌是不够的，她们必须经过专业的训练，成为真正的家，被称为“文妓”。她们中的许多人才华出众，如苏小小、李师师和柳如是等。苏小小的墓位于杭州西湖边，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凭吊。他们怀念的是苏小小的才华，而非单纯的容貌。
这些名妓并不仅仅是供人享乐的对象，她们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当红时期，她们甚至可以让高官甚至皇帝都敬畏三分。例如宋朝的李师师，她与大词人周邦彦的一段情事让宋徽宗都黯然失色。李师师并不是仅仅为了生存而迎合权贵的女人，她对情感的执着甚至影响了皇家的决策。然而这种现象在宋之后逐渐消失。
到了明代，社会的风气开始发生变化，狎妓文化开始变质。张岱在《墓志铭》中坦然描述自己的喜好，而袁宏道则将“目极世间之色”视为人生五大乐事之一。从明代《嫖经》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秦淮八艳是中国文人狎妓文化的一个缩影。然而到了晚清民初，这种文化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风骨。至于现代，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名妓已经消失，只留下表面的繁华。而那些所谓二十一世纪的“四大名妓”，更是早已失去了真正的内涵和风骨。古代文人对这些女子的不舍和怀念，不仅仅是对美的追求，更是对文化和艺术的热爱和执着。这些名妓的存在和消逝，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今回首望去，那些历史的痕迹仍然让人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