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被称为“听证专业户”的成都市民在7年内仅参加了19次听证会，这位来自昆明的律师，却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参与了超过百场的听证会，因此被戏称为“中国听证帝”。
他是一位普通的昆明市民，以法律工作者的身份，经常报名参加昆明的各大听证会，被选中的几率高达90%以上。在昆明去年举行的众多听证会中，他参与了70场。这位名叫刘爱国的律师，总共参与了110场在昆明举行的各种听证会。
刘爱国坦言，他之所以能频繁被选中参加听证会，与听证制度的设置以及市民的参政意识有很大关系。他对当前的听证结果感到失望，认为有很多听证会只是流于形式，很少真正采纳民众的意见。他估计，至少三分之一的听证会是在走过场。
今年52岁的刘爱国是云南鑫金桥律师事务所的一名主任律师。他在网上留下的记录大多与听证会有关。除了过年休假的时间，他平均每个月都要参加5场听证会。他自豪地称自己是云南听证会的代表人物。
刘爱国对参加听证会的经历历历在目。他从2009年11月的第一场听证会开始，逐渐成为了各听证会上的“首席听证代表”。在那次《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草案）》的听证会上，他提出了具体的征收办法，建议将滇池保护费与水费一起收取。他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
尽管很多听证会的专业内容超出了他的领域，但刘爱国总是从法律的角度提出意见。他最关注的是民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利益问题。他的手机通讯录里有700多个电话号码，其中100多个是外来务工者的电话。他会亲自调查作为建议的依据。
刘爱国参加听证会的每一次准备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次接到通知后，他都会翻阅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照阅读，以确保自己的建议合法、合理且可操作。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听证代表只要报名就能参加，但刘爱国的参与热情和准备态度让他在这个领域独树一帜。
他的经历激发了公众对听证会的关注和讨论。他的成功也证明了普通市民通过参与听证会，能够影响决策过程，使更加关注民生问题。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们，听证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确保真正听取和吸收公众的意见，促进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刘爱国曾多次作为听证旁听人参与各类听证会。相较于听证代表，旁听人的角色似乎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他们无法发言，只能以书面形式递交意见，也无法获得所谓的“红包”奖励。刘爱国却从未轻视这一角色，他始终认真对待每一次听证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的态度十分坚决。
“并非所有的听证会我都会参加，如果程序不合法，我会选择拒绝参与。”在昆明市一场关于区域规划的听证会上，刘爱国因认为听证代表设置不合理而拒绝了参与。他强调，合理的听证会应满足人数规定，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法律工作者。在某些听证会中，他发现这些基本规定并未得到遵守，这让他深感失望。尽管他曾向相关单位发出意见函，要求调整和改进，但至今仍未得到回应。
刘爱国并未因此放弃，他表示将采取法律手段来争取他的权益。他坚定地表示：“我可不是说着玩的。”在其他一些部门举办的听证会上，刘爱国同样因程序问题而倍感困扰。他坦言，参加听证会多了，他对“红包”的看法也越发淡然。他称之为误餐费，每次都接受，因为他认为这是合理的补偿。
刘爱国更关注的并非这些“小红包”，而是听证会的质量和效果。他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许多听证会存在形式主义，公众的意见往往不被采纳。他甚至指出，某些听证会上的代表大多是部门的公务员，老百姓的声音被淹没。对此，他强调应在各行业挑选真正的百姓代表来听取和考虑他们的意见。
尽管刘爱国在一些市民中因其细致入微的建议而备受争议，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他认为，只有专家才能提出专业而具体的修改建议，而一般的市民因对法律了解不足而无法做到。他举例证明，他的某些建议已被单位采纳。
关于刘爱国的建议是否真正有助于听证会的改进，以及他是否真正代表了普通市民的声音，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深入。一些市民代表认为他的建议过于琐碎，对听证内容本身并无实际帮助。他们认为，这些细微的修改可以在会后由法律顾问进行，而不必在会上浪费时间讨论。
尽管如此，刘爱国的热情和坚持仍然值得我们敬佩。他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或许应该更多地关注听证会的实质内容和程序公正性，而不是过于纠结于细节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和公正，让听证会成为真正听取民意、汇聚民智的平台。在参与多次听证会的历程中，刘爱国展现了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积极的参与态度，他的声音与建议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参考。从2009年的滇池保护条例，到昆明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再到昆明市就业促进条例及阳宗海保护条例的听证会，刘爱国以敏锐的洞察力和专业的法律素养，提出了众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他的建议涵盖了条例的修改、费用的征收以及职责的明确等多个方面，许多建议都被采纳。
在每一次听证会上，刘爱国都表现得格外认真和专业。他对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在众多参与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听证会的常客。他深知自己的每一次参与都是对公众利益的维护，是对决策的监督。他的态度积极，准备充分，深得各方的尊重和认可。
尽管刘爱国的“中奖率”较高，但他也表达了一些担忧。今年参加听证会的数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他猜测可能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让某些单位害怕被领导追究责任，从而不再邀请他参加。有些听证意见在媒体上得不到应有的报道，这也让他感到困扰。尽管面临这些困难，刘爱国的热情并未减退。他不仅自己继续参加，还鼓励身边的同事和更多市民参与听证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与成都的“听证专业户”相比，刘爱国认为听证会真的需要更多市民代表参与。虽然有些人是通过随机抽签被选中，但他们提出的建议并不一定全面和深入。刘爱国认为，听证会代表的选拔应该更注重专业性和参与度，而不仅仅是随机抽签。他希望相关部门能改变选拔方式，让真正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参与到听证会中。
刘爱国还透露了一个计划，那就是将来出一本关于听证会的书——《听证备忘录》。这本书将记录他所有参加过听证会的经历和建议。他表示，当听证制度和老百姓参政的听证制度足够透明的时候，他的这本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刘爱国是一位真正的公民代表，他的每一次参与都是对公众利益的维护和对决策的监督。他的专业知识和积极参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我们期待更多的市民能像刘爱国一样，积极参与到听证会中，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贡献自己的力量。近日，知名网络论坛纷纷热议《火速围观成都听证专业户》。这场讨论的背后，聚焦着四位成都市民——胡丽天、廖冰虹、张见远及唐厚义。他们因多次参加听证会而备受瞩目。其中，胡丽天尤为引人注目，被誉为川内“听证第一人”。自2004年起至今，她已参加了十九次听证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听证专业户”。
聂作平提到，有一人的名言引人深思：“人活着就是占用、消耗资源，因此收取任何费用都有其合理性。”这一观点似乎也在胡丽天等人的行为上得到了体现。这些“听证专业户”在成都早已声名显赫。除了频繁参与听证会，胡丽天还积极参与各类公共活动，报名参与法律援助爱心大使，甚至被当地媒体评为“十大爱心市民”。就连超级女声这样的选秀活动，她也热心参与，担任大众评委。
参加听证会的过程并不轻松。报名、反复填写资料、如遇抽签还得奔波于会场与家中之间，取听证会材料，打车来回折腾……胡丽天却乐在其中。她表示，参加听证会让她收获的不是金钱或午餐，而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
随着胡丽天的曝光，听证制度的种种问题也一度成为网络热门话题。她的行为引发了对公众参与度、听证制度透明度以及决策合理性的深入反思。网友们纷纷表示，胡丽天的积极参与展现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热情，同时也揭示了听证制度在保障民众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这场讨论不仅仅关乎胡丽天个人，更是对成都乃至全国范围内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反思与启示。如何更好地发挥公众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提高听证制度的透明度和参与度，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胡丽天的故事，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