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即刻实行某项政策，从2014年至2030年间新增的生育人口也只有1932万。预测中国总人口在2025至2030年将达到峰值，较现在仅高出2000万人口。关于“全面放开二胎”将导致人口激增9000万的言论，实为夸大其词，绝不会发生。
自“五普”以来，随着国家人口发展的转变，我国的生育政策调整一直滞后于人口状况和中长期的人口变动趋势。“六普”数据显示，我国的生育率实际上低于本世纪初的预测，人口内在萎缩的速度更为严重。尽管有诸多学者建议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改革，我国近年来实施的却是“单独两孩”政策。其实施效果远低于预期，符合政策的家庭实际生育水平并不高。这也表明，“单独两孩”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政策调整，并未引发职能部门所担忧的人口反弹。
对于“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的生育效应预判失误，原因有两点：一是政策影响需跨年度显现；二是利用2005年小普查数据进行预测存在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生育意愿并不等同于实际生育行为。特别是受到社会和经济约束的独生子女一代，其生育意愿已显著降低。在符合两孩政策的群体中，实际选择生育的比例相当低，相关研究证实这一比例在20-30%。“单独两孩”政策家庭年度申请二孩的比例也极低，不同地区的数据表明这一比例基本在5-8%之间。
虽然“单独两孩”政策的调整相对滞后，但将其视为“全面放开二胎”的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仍能为未来生育政策改革提供新的研究和决策支持。目前，“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仍持谨慎态度，未有明确时间表。本研究旨在利用现有数据估算该政策的影响，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据。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一个研究假设：所有家庭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的生育行为与单独家庭在“单独两孩”政策下的行为类似。为此，我们设计了“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NM)的分析工具。它是指当年新生儿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龄之前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的比值，一定程度上可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标。我们并不比较这个指标和时期总和生育率的高低，而是用它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及估算生育政策变化对新增加生育人口数量的影响。
“全面放开二胎”仍是一个谨慎而未知的政策调整方向。虽然国家对此态度审慎且无明确时间表，但学界和公众对其充满期待和关注。我们的研究旨在通过数据和工具来预测和评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为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提供决策依据和方向指引。中国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约为28岁。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对“单独两孩”政策前的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的基线生育水平进行深入分析。这一政策实施前的生育情况，涵盖了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983万，与2013年新生儿人口数1640万的比值，约为1.67。这一数据反映了在特定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每100名新生儿对应的母亲数量。
进一步地，我们考虑到“单独两孩”政策带来的新增补偿性生育。在申请生育二孩的家庭中，新增的新生儿数与平均生育年龄前母亲一代中符合单独政策的人口数，共同构成了第二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NM2）。这一指标衡量了所有单独两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我们还考虑了NM3，即考虑了单独两孩家庭的新增补偿性生育后，与平均生育年龄前国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数的比值。NM3的估算，旨在反映“单独两孩”政策对总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
通过比较NM3和NM1，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并预测总和生育率（TFR）的变化趋势。假设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无显著差异，按照“六普”数据计算的我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为1.18，那么“单独两孩”政策可能使TFR上升到1.25。而全面放开二胎后，TFR可能进一步上升到1.27。尽管有所上升，这仍然是极低的生育率。
对于2010年的数据，按照王广州的估算，如果我国当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4，那么“单独两孩”政策后，TFR可能上升到1.48，全面放开二胎后则可能达到1.51。这一水平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远低于人口更替所需的生育率水平。这也表明，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已陷入“低生育陷阱”，面临着与其他东亚国家相似的风险。
在1980年代，我国的年出生人口数基本都在2000万人以上。受前期出生高峰的影响，形成了出生堆积的高峰。但自1990年以后，出生人口数迅速下降，目前稳定在1600万左右。如果全面放开二胎，按照NM2的模型估算，可以预测未来各时期的新增生育人口。预测显示，“单独两孩”政策下，2014年的年出生人口数约为1983万。而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预计每年将新增约7.8%的出生人口。即使立刻实施此政策，从2014年到2030年的新增生育人口也只有约1932万。
“全面放开二胎”并不意味着会出现大规模的生育反弹。相反，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破解“低生育率陷阱”，即便放开生育控制，总和生育率仍然难以显著上升。从“单独两孩”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调整，虽然带来了补偿性生育的反弹，但新增人口有限。这种渐进式的改革策略体现了审慎的态度，而未来政策的制定应更加注重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我国的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从“单独两孩”到“全面放开二胎”，再到未来的“家庭自主生育”，我国生育政策逐步走向开放和人性化。在这一系列政策调整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人口出生率的波动和人口结构的变迁。
一、“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反弹还是惯性增长？
近期数据显示，从“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出生人口数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很多人担心，全面放开二胎会导致生育反弹，但实际上，这种增长更多的是人口惯性的体现。在1986-1990年出生的高峰期，如今正是他们的生育旺盛期，因此出生人口数量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更多的是顺应了社会的需求，对生育反弹的影响并不大。
二、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人口出生高峰并非政策调整带来的短期效应。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年出生人口数量将持续增加，这主要得益于之前的人口出生高峰推移效应。即使在不调整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正确看待这一增长趋势，不要将其归咎于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
三、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
虽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生育需求，但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务尚未完成。因为“全面放开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群的生育意愿。为了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逐步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在“十三五”期间逐步推进，预计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
四、自主生育：稳定人口波动的关键
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随着之前生育高峰人口的逐渐减少，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显著下降。“实现自主生育”的时间点建议放在“十三五”期间的2019-2020年。在这一时期推动全面自主生育，可以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帮助稳定人口的波动性。
我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是顺应时代发展和人口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从“单独两孩”到“全面放开二胎”，再到未来的“家庭自主生育”，我们一直在更好地满足人民生育需求和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理性看待人口出生率的波动，正确理解政策调整的意义，为未来的生育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也要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