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4日的消息中，“打假斗士”方舟子的律师彭剑透露，为确保方舟子的人身安全，已为其聘请的贴身保镖即将在本周上岗。这一消息来源于9月5日的《新京报》。
就在几天前，彭剑在“新语丝”网站上以个人名义发起了“科技打假基金”的募集活动。仅仅两天时间，账户便筹集到了约3万元的捐款。这些资金将被用于为方舟子聘请贴身保镖。彭剑的呼声在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短短几十个小时内便得到了广大公众的热情支持。这不仅体现了公众对科技打假的积极态度，更显示出大家对这位“打假斗士”人身安全的深切关注。
在欣慰之余，我们不禁要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连在科技打假领域享有盛誉的方舟子都遭遇暗算，甚至需要依赖保镖的保护，那么那些普通的举报者，他们的人身权利又该如何保障呢？
近年来，举报人遭到报复的悲剧频频发生。从吕净一因举报市领导而家破人亡，到李国福因举报“白宫书记”而遭自杀，再到龚远明因举报县委书记被砍成植物人，甚至离休老干部周伟因举报贪官而陷入囹圄……这些活生生的案例，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它们告诉我们，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存在许多法律救济的“死角”和“盲区”。
虽然《刑法》中设立了报复陷害罪和打击报复证人罪，但由于立案门槛较高，且刑罚相对较轻，导致违法者付出的代价并不高。最高检在《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设定的“报复陷害罪”的立案标准也不严格，只有当举报人或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时，司法机关才会介入。
看到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蒸发密令》，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具有非常强的操作性。在那部电影中，女职员举报上司军火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她的上司手握金钱和武器，具有强大的实力，但由于她受到联邦的严密保护，最终得以安全无事。
试想一下，如果方舟子将科技打假的战场转移到美国，并坚持不懈地战斗下去，他肯定会得到更好的保护。毕竟，科技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而像方舟子这样的打假斗士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够紧急弥补立法上的漏洞，为那些打假和举报的人士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毕竟，在我们的国家，能够像方舟子这样有人赞助、可以聘请贴身保镖的打假、举报人士实在是太少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