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对“贩卖焦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评论，强调其对社会情绪和公共价值的破坏性影响，并发出建立理性健康的舆论环境的呼声^[2][5][8]^。对此现象的具体表现和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一、现象与表现形式
社会上有一种趋势，通过某些影视作品或自媒体，刻意制造戏剧张力。这些作品通过集中展示极端矛盾，如家庭冲突、教育内卷等，引发观众的强烈不适感。例如，《亲爱的小孩》所展示的婆媳矛盾、育儿冲突，便引发了关于现实题材是否过度渲染焦虑的广泛争议^[2]^。教培行业也经常使用诸如“暑假最可怕”“输在起跑线”等刺激性的言论，虚构竞争危机，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推销课程。这些内容往往以专业的伪装出现，实则为了商业利益而制造恐慌^[5][7]^。社交媒体的平台算法也在助推这一过程，它们倾向于推送冲突性和引人注目的内容，导致用户频繁接触低俗内容和虚假摆拍，从而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和信息焦虑^[1][8]^。
二、负面影响与治理难点
“贩卖焦虑”的现象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它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加剧恐婚恐育情绪，引发代际对立，甚至刺激非理性消费行为^[2][3]^。随着AI技术的发展，虚假内容的制作门槛降低，恶意营销呈现出隐蔽化、变异化的新趋势，传统的监管手段往往难以应对^[1][6]^。“贩卖焦虑”的概念边界模糊，部分内容以反映现实为名，合理化极端叙事，需要警惕其披着批判的外衣实则为了流量而收割的行为^[3][8]^。
三、治理与应对方向
面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治理和应对。平台应担负起更大的责任，通过优化算法来提升优质内容的推荐权重，同时完善举报通道和处理机制，从源头上遏制恶意营销^[1][5]^。对于违规账号，应采取封禁、限流等措施，并通过公示形成震慑效应^[1][7]^。公众也需要建立信息甄别的意识，避免被片面的叙事所影响；主动接触多元化的观点，通过自我接纳和社会支持来消解焦虑感^[3][6][8]^。
人民网的系列评论深刻指出，治理“贩卖焦虑”需平衡内容创作的自由与社会责任。我们既需要刚性的监管来守住底线，也需要倡导正向的价值来引导公众理性认知^[2][5][7]^。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健康、理性、和谐的舆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