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意识的变迁与独见共识的互转
作为陶渊明的忠实拥趸，苏轼对石涛及其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当萧统编选的《文选》中只收录了九件陶器作品时，苏轼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的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甚至在后世引发了关于《国风》录文的争议。这场争论背后，隐藏着审美意识的迁移与独见共识的互转。
对录文文本的评价与审美意识的转移息息相关。审美意识的转移，指的是文学评价的兴衰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对于《文选》中的入选作品，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当时评价一般，但在后世获得高声誉；二是当时颇有名气，但后世逐渐平淡；三是在当时和后世都保持较高声誉。就第二种情况而言，如果没有对古文的“复古”意识，很容易对古人及其选集产生误解，陶渊明及其作品便是典型例子。
在苏轼大力推崇陶渊明之前，陶渊明的地位和作品评价一直不高。作为非主流的陶渊明及其作品，不仅在东晋南北朝之间反响平平，甚至在苏轼之前的宋代，总体评价也比较一般。苏轼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他是第一个不遗余力赞美陶渊明的人，他的评价为陶渊明在文学界奠定了极高的地位。与此他对萧统《文选》的讥诮，也对后世评价《文选》产生了持久影响。
受苏轼影响的人往往忽视了审美意识的转移。他们未注意到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会有所不同。例如，苏轼对陶渊明的赞美，使得后世对陶渊明的评价主要来源于苏轼的观点，这种从后到前的评价带有强烈的“补充性”，导致人们用苏轼的价值观来看待陶渊明，从而对萧统等人的评价产生偏见。其实不仅是古人，就连现代人也常常忽视这一点。
对录文文本的评价也与独立意见和共识的转化有关。文学评价的兴衰与时代变迁引起的审美意识的转移密切相关，同时又总是与“主见与共识”并存。所谓“共识”，是指在某一时期内，人们对于某一事物或现象的共同认识。由于陶器作品在当时知名度不高，萧统收录的作品并不多，因此他的选择在当时并未形成共识。随着苏轼等文学巨匠的影响，陶渊明及其作品逐渐受到重视，人们对萧统《文选》的评价也随之转变。这种转变是独立意见和共识随着审美意识的转移而转化的结果。
对录文文本的评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是非问题，而是涉及到审美意识的转移和独立意见与共识的转化。在评价《文选》中的录文时，我们应该更加全面地考虑这些因素，避免陷入片面的偏见之中。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苏轼在文学界的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独到见解，尤其是他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评价，引起了后人的广泛关注。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确实独树一帜，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对陶佐有如此高的评价。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苏轼对《文选》的贬抑和对陶渊明的褒扬呢？
从后世的评价和接受角度来看，苏轼强烈的主观性和带有感情冲动的讥讽贬损言论，确实对《文选》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就从陶渊明作品的价值被发掘和其文学地位在后世仍极受推崇这一点来说，苏轼的推荐功不可没。
当我们深入这一话题时，不难发现苏轼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喜爱，其实是建立在他超越时代共识的“意见”之上的。他的见识之不凡，体现在他能够独具慧眼，看出陶渊明及其作品的独特价值。一方面，苏轼作为文学领袖，他的影响力使得这种“主见”得以扩散，让更多人认识到陶渊明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随着审美意识的转移，苏轼的“独见”逐渐被更多人接受，甚至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就是说，对陶渊明的人和作品的评价，从最初的共识到后来的独见再回到共识。这就是苏轼理论的价值所在。或许，我们可以猜测，苏轼对萧统和《文选》的批评，也受到他潜在的个人审美倾向和独特见解的影响。
在苏轼的文学理论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个体差异对文学作品审美的影响。每个人在看待同一事物时，都会因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文化素养等因素而产生不同的看法。例如，周敦颐在《周书》中所提到的对花的喜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的审美中同样存在。如钱钟书、程神祖等人的审美倾向，也体现了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
苏轼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他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评价，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独到见解和推荐，使得陶渊明的文学价值得以被更多人认识和接受。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审美意识的迁移和独见共识的互转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要深入理解这一过程，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和研究。
